“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难以宣判的难点及诉讼程序反思

2026-01-12 11:28 来源：雅篇生活网点击：

“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难以宣判的难点及诉讼程序反思

法槌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吴世柱律师

[前言]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昨日开庭，距案发已经五年四个月余。为何迟迟难以下判？此类因行政执法引发的恶性案件，为何频引争议？该案再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因行政执法引发的刑事案件直接进入刑事程序后，行政行为合法性确认程序不应缺位，行政行为合法性确认前置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立法的本意，即便是刑事审判也无法回避执法合法性问题。笔者建议对于类似案件，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由行政执法机关所在地设区市级政府法制机构启动调查确认程序，并将调查结果直接移送公安机关同级检察机关作为立案监督、批准逮捕的依据，做到行政和刑事程序的有效衔接。二是审判机关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案件焦点之一进行重点审查，并在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这样既确保了效率也兼顾了公平。

[关键词] 城管行政执法制度设计行政行为合法性

[正文]据新京报消息，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开庭，受害人索赔约232万元。起诉书显示，2018年7月17日晚，瓜农王爱文、王爱武兄弟到兰州城里卖西瓜，遭城管警告驱离。当晚20时许，两兄弟被再次巡查的城管发现，双方发生冲突并报警。次日，由于瓜农没有到派出所，7月18日11时许，城管队员李富文带领王翔军、丁建涛等十余名城管队员对瓜农进行“收缴”，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城管王翔军被刺死，李富文、丁建涛受重伤。

公诉机关认为王爱武、王爱文构成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涉案城管执法人员存在严重违法，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

王爱文的辩护律师称，在此案的案卷中，没有看到城管在案发前前往派出所的相关记录。事发当日，城管来了“三车人”，相关视频可以看到城管上来就开始打人。此外，事发地属于村内道路，不属于城管管理范围。当庭出示的证据也显示，多位城管人员最初也承认城管巡查占道经营范围为小区外街面。

据澎湃新闻早前援引目击证人姬贵的陈述：他当时站在货车上，城管来了后，一名城管上前拍了下王爱文的后颈，说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你不是挺能打的”。王爱文反问对方，双方便开始推搡，随后王爱文被打倒。目击事发过程的小区居民刘芸（化名）描述称，城管说完了“你不是挺能打的”后，便开始收秤，并拿走一把水果刀，随后六七名城管把王爱文打倒在地。

2019年8月，兰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王氏兄弟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此案曾退回补充侦查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

2020年10月25日辩护人向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销起诉的建议书，未被检方采纳。

2021年9月24日，该案第一次召开法庭审判庭前会议。

2023年3月27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对被告人王爱武中止审理。

2023年4月7日，时隔4年7个月之后，一审在兰州中院开庭审理。

2023年4月18日，经法院通知，家属为王爱文办理取保候审，时隔1735天后，王爱文走出看守所。

2023年11月28日，本案再次开庭审理。王爱武因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发病期，无受审能力。当庭未宣判。

此时，距案发已过了5年4个月。

从如此漫长的诉讼历程来看，显然，法院是慎重的。因城管执法引发的命案，法槌在何处敲响，都注定会在后世回声并产生重大影响。

在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中，笔者当然同情死者，但同情不能取代理性。因为，类似的事例太多，在血的教训和付出生命的代价后，总找不到一个能有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良策，仅有同情往往就会取代理性，甚至会导致司法也“感情用事”。类似事件，如同本案一样，每一次都令法官“举槌不定”。

法院难以作出判决的关键在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未经行政程序认定：如果合法，排除正当防卫；如果违法，任何人都可以对非法行为进行防卫（无论是否过当，性质必须认定准确），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自卫权，必须在司法上坚决、坚定地保护，不能有任何迟疑。

但是，类似案件往往因为出现的后果均是极其严重，有一种“默认”合法的规则在起作用。特别是案发后直接启动刑事程序，进入拘留、逮捕和刑事审判，必然会导致审案法官的两难：内心的判决和纸上的判决极有可能是相反的，甚至法官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让他怎么快审快判？本案历时五年多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更有利于保护小贩，更能有效保护依法执法的城管。当然，最重要的是维护我们不断被这类恶性事件损耗的公信力。所以，在同情的另一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没有理性的思考和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是非难辨，司法左右为难，还使公众对司法判决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我们回顾一下既往的相关事件。

崔英杰案。2006年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强一案，举国关注，按理说该案血的教训足以让人警醒，但17年过去了，这样的警示案例仍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

苍南事件。2014年4月19日上午9点，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发生一起城管打人事件。城管管制时将一名拍照的群众打倒后，随后引发群众围堵城管执法车辆。冲突过程中5名城管工作人员被打伤，其中两人休克、伤情危重。

张国友案。2016年7月28日，同样是瓜农卖瓜和城管抢秤发生了流血事件，瓜农张国友将城管李伟刺死，张国友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21年9月15日，“南通城管拎摔卖菜老太”视频引发关注，一名干瘦佝偻的老年妇女被一名身着制服的城管狠狠拎摔在地上。9月16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官博通报，经查，违法行为人吴某（男，小海街道城管协管员）在管理流动摊贩过程中，对被侵害人张某（女）实施了故意损毁财物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决定对吴某予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处罚。

澎湃新闻对此评论道：“事情并不复杂，网上的视频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当地警方及时介入、迅速处理，主动回应民意关切，令人欣慰。也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不管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高大上”借口，都不能践踏法律，恣意侵害民众财产和人身安全。”

笔者非常认同“不管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高大上”借口，都不能践踏法律，恣意侵害民众财产和人身安全。”这的确是我们法律人学习法律、适用法律、让法律从具体的案件中生出令人敬畏的公平公正、让法律具有生命力的目的。所谓“办好一案，警示一片。”行政执法是否合法不仅是审理案件的前提，也是刑事裁判说理的重要内容，更是通过具体案例让行政执法人员尊法守法的指引。否则，违反公众的朴素认知，即便判了，也无法服众，更无法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事实证明，某些事件之所以恶性循环，就在于行政执法程序合法性确认环节缺位。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的“抢秤”之类就属于“扣押财物”。对此，该法第十八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并按第二十四条的要求，应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所以，行政行为合法性确认前置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立法的本意。在行政执法案件引发的刑事案件直接进入刑事程序后，这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确认程序不应缺位，更不能回避。

兰州城管案，王爱文兄弟被拘留后就直接进入刑事程序，直到法院审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王爱文对城管行政强制是否合法的复议或者诉权并没有行使。这就是辩护人所称的“城管人员严重违法”未有有效的程序确认。从司法三段论适用法律的角度，这是一个判决之前必须查明确认的前提。故，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当然是左右为难，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是否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也一并确认？如何确认？这就是本案迟迟五年多未能下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兰州案件，如由行政相对人、被告人单独提起行政行为合法性确认程序显然影响诉讼效率，但是，效率兼顾公平是原则，但公平和公正才是目的。例如本案，即便没有提起行政程序，该案也已经历时五年余。

对此，笔者的建议是：对因行政执法引发的恶性案件，可采取如下方式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确认：

一是由行政执法机关所在地设区市级政府法制机构启动调查确认程序，并将调查结果直接移送公安机关同级检察机关作为立案监督、批准逮捕的依据。相关调查笔录等证据，符合《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合法性，同时，也做到了行政和刑事程序的衔接。

另一种是由审判机关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案件焦点和前提进行重点审查，并在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这样既确保了效率也兼顾了公平。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国故意杀人案，实际上采用了该种方式。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5月16日上午，被告人张某国因对宜兴市城管执法人员暂扣其占道经营的物品不满，持单刃尖刀先后捅刺在现场协助执法的孙某、吕某乙，临近店铺店主钱某甲及其母亲邱某、父亲钱某乙，致被害人孙某、钱某乙死亡。张某国的辩护人提出：城管执法人员错将张某国店外占道经营行为作为流动摊贩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予以处罚，违法执法是引发本案的主要原因，一审认定城管执法一节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给予回应，实则就是对行政合法性进行确认：经查，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张某国系在自家经营的茶叶店铺门外的人行道占道经营，应依据该条第（四）项规定对其占道经营行为予以处罚，城管执法部门却采取了该条第（三）项规定的处罚措施，即暂扣其占道经营的物品，属于适用条例规定不准确。

法院查清了该问题，并对执行程序和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说理，判决就分清了是非，判决就令公众信服。

对于城管的辛苦工作，我们有目共睹，的确需要理解和支持。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有些“摔老太”的恶劣事件客观存在。所以，司法审判不能囿于具体案件中的感情，而始终应保持着前瞻的理性，让任何一份判决，都能对历史负责。所以，对于因行政执法引起的恶性案件，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认定必不可少，也无法回避，这是刑事判决分清是非的前提，更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石，也是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化的警例。

总之，在出现恶性案件后，启动行政行为合法性认定程序，这不仅利于实现公正司法，维护司法公信力，更有利于促进城管依法执法，避免滥用职权随意执法从而激化矛盾，并损害政府公信力。为了社会的安宁，我们法律人有责任运用所学提出制度设计建议，本文抛砖，以期碧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