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西南大追歼
解放军西南大追歼
西南战役，指的是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解放西南四省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我军战略决策正确、各部队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渡江战役，1949年4月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突破长江天堑，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也饮马长江直逼武汉。随后三路大军横扫江南，歼灭了敌华东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而在遥远的大西北，第一野战军也击溃了胡宗南集团和“马家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
至1949年10月，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从各个战场逃亡的国军几乎全部涌进了大西南和四川盆地，虽然番号众多并且建制混乱，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仍然达到90余万人，从数量上看几乎仍然是一支百万大军，企图依托西南山地负隅顽抗。
而我担负经略大西南战略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由于其第四兵团暂时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因此野战军主力只有陈锡联第三兵团、杨勇第五兵团20余万人。加上临时指挥的四野第42、第47、第50共三个军10余万人、以及川北方向的一野周士第兵团10万人，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只有不到60万人，跟敌人的兵力差距还是很大的，大约是二比三的比例。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自1949年11月初开始进军西南以来，以大迂回、大包围动作，先后解放湖北省西部、贵州全省和四川省东部、南部广大地区，并从东、南、西三面逼近成都。由第一野战军转隶第二野战军建制的第18兵团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日夜兼程南下，跟踪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从北面逼近成都。
1949年11月1日， 第二野战军从湘西秘密穿插突然出现在川东南，正式发起西南战役，杨勇兵团附三兵团第10军率先挺进贵州，打垮了敌“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和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的部队，这两人率残部北逃四川。
至11月30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于是四川盆地里的国军部队开始了争先恐后的“起义浪潮”：12月10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两位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领第24军和第95军在彭县通电起义。之前两天，驻守宜宾的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兼72军军长）也宣布起义。
12月上旬，退据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计有胡宗南集团第5、第7、第18兵团，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所部第16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第15兵团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部第20兵团残部及由湖北保安部队编成的第3兵团，加上宪兵团队及后方部队等，共约32万人。
12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已进逼成都地区的第3、第5兵团，在进占新津、大邑、邛崃、名山等地后，做好对围歼和瓦解胡宗南集团的充分准备。同时调整部署1：由简阳西进的第11军攻占新津后，移师简阳及以西地区；由彭山迂回北上的第12军攻占邛崃、大邑后，即在该2城以东唐场、固驿镇地区集结；由眉山北上的第10军接替第11军，移师新津、彭山及以东籍田铺地区；由乐山北上的第16军在名山、丹棱、蒲江地区集结；第18军在眉山、青神及岷江东岸地区集结。至21日，第3、第5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蒲江、邛崃、大邑等地，完全切断胡宗南集团向康、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
胡宗南于22日部署主力经雅安向西昌突围，同时以第15、第20兵团残部向重庆方向佯动，以吸引第二野战军东顾。但他本人对突围毫无信心，于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成都地区国民党军陷入极大混乱。
至24日，第二野战军第12、第16、第18、第10、第11军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东南一线，对国民党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在第二野战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被围的国民党军极度动摇。21日，第16兵团在什邡起义。24日，第15、第20兵团残部在彭县（今彭州）起义。25日，第7兵团在德阳起义。26日，第3兵团在金堂起义。撤至成都以东双流一带的第18兵团亦酝酿起义。第5兵团指挥所部7个军于24日黄昏分左右两路向雅安方向突围，均遭沉重打击。
其间，第二野战军第18兵团向成都地区近逼。26日，第62军进占什邡，直逼广汉；第60军进抵新都地区；第61军抵达涪江东岸；第3、第5兵团主力于26日凌晨对被困于新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发起全线进攻。第四野战军第50军进抵简阳，并沿沱江一线展开。国民党军第5兵团节节退缩，至黄昏退至邛崃西南地区时已溃不成军；27日，5万余人被迫投诚。
西南，由此成为国共两军最后的战场，而如果解决这90多万敌人全部依靠武力，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我党我军运用分化瓦解的方式，在军事压力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仅用二个月时间就基本消灭了西南地区的90多万敌人，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的最高境界。
而宜宾正处在拼命逃跑的宋希濂前方，于是这个黄埔一期的“川鄂黔绥署主任”无路可逃，于12月19日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追击部队俘虏。12月20日，代理“西南军政长官”的胡宗南放弃成都只身逃跑，群龙无首的剩余国军立刻失去控制： 12月21日，第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率40000余人在什邡起义，司令官孙元良带少数警卫坐飞机逃跑；12月22日，第二路军总指挥许绍宗率40000余人在广汉起义；同日，“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王瓒绪率40000余人在成都起义，两天之内，共有12万人马投向解放军。
12月23日，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12月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率30000余人在德阳起义，12月26日，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同日，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抗战时期曾经任薛岳第九战区参谋长）率10000余人在巴中起义。
12月27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20000余人在简阳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在新津地区率残部投诚，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胡宗南几乎成为了光杆司令。整个西南地区的90万敌军，除30000余人逃往西昌外全部被消灭。
此役是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作战，我人民解放军仅仅用时47天，共歼灭敌人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余人，包括中央军、川军70万余人以及杂牌武装20余万人。 而其中仅起义和投诚的部队就达到50万人（起义401660人，投诚95640人)，几乎占到敌人总兵力的60%，以第二野战军为主的解放军部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西南战役的胜利，创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纪录。西南战役也创造了多项战争奇迹：解放军60万人歼敌90万，国军起义和投诚50万。并且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争取了大批敌人起义和投诚。
西南战役我军取胜的二大关键是什么？
曾参加西南大追歼一位老将军告诉我:西南战役我军能够取胜的二大关键是中央军委战略决策正确，还有建立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我军参战各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战略决策。
经过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的残存部队纷纷溃逃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妄图利用西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条件，进行最后的挣扎。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在1949年5月23日，就发出了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9月1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指示即将参加西南战役的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这是我军统帅部，根据当时敌情及布防情况，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它为西南战役的取胜定下了基调。
有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必须要有可靠的组织来具体实施。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全国的战局，及各部队具体情况，决定由三个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配合，来共同参与西南战役。为了集中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并且为后续建设西南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为了落实这场战役的大迂回，大包围决策，中央军委对于参战的各野战部队还做了如下具体规定：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尔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即宜宾）、泸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
上述规定的核心内容是：以第二野战军为主（后期还有部分第四野战军配合），实施对敌的大迂回与大包围；同时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川北佯攻误导敌军，以为我军主攻方向在川北；待第二野战军等完成南面兜击任务后，再对敌实施南北夹击，最终全歼敌军。
老将军告诉我:由于我军统帅部战略决策正确、战术部署周密；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加上我参战各部队团结一致，在战斗中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所以，西南战役的过程，始终按照我军战前的设想进行。我第二野战军等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策略，主攻部队在广西战役的掩护下，行动迅速，一举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起到了奇兵作用。位于川陕的第18兵团积极行动，采取先慢后快的方针，先巧妙佯攻，但却攻而不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主攻部队将国民党军的路切断后，即采取穷追猛的的战术追歼逃军，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在作战中，解放军还把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有效的政治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加速了战役的进程。我军11月21日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
在我军节节胜利及强大的政策攻势之下，12月9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云贵解放后便彻底截断了川境内国军南逃的退路，至此，所有敌人都被压缩到川渝地区。直至12月27日，国民党军第18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随即开始了滇南战役。
国军第8、第26军撤向滇南后，第26军位于蒙自、开远、个旧地区，第8军位于建水、石屏、曲溪地区。这时，2个军共3万余人，其内部在撤留问题上意见不一。余程万、曹天戈等主张将部队空运海南岛，转运台湾，李弥则主张第8军留于滇南，开辟滇西，继续周旋。老蒋则根据上述意见作出如下部署:
“一、第二十六军，即利用蒙自机场撤运海南，尔后船运台湾。第二十六军撤运完毕后，蒙自基地交由第八军接管。
二、以第八军为基干，扩编为第八兵团，继续留驻滇南，并与云南省政府协调，极力向滇西发展，建立新基地。
三、第八兵团下辖第八、第九军，调任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为兵团司令，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兼兵团副司令，第一七○师师长孙进贤升任第九军军长，仍暂兼任该师师长。
四、第二十六军于撤运前，归第八兵团统一指挥。”据此，国军第8、第26军在南盘江以南地区占领阵地，并在南盘江北岸建立桥头堡和据点，阻止解放军南进，李弥则派人深入滇西，搜集反动武装，准备最后顽抗。
当国军围攻昆明之时，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于广西战役后集结于南宁地区休整，准备按预定计划进军云南。1949年12月11日，刘邓致电林彪、陈赓，要求第4兵团提早入滇，策应卢汉起义部队，解放云南。12月21日，第4兵团遵军委指示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但由于尚未补充棉衣，一时难于出动。国军于22日开始向滇南撤退后，军委判断其将向缅甸，越南逃窜，为此于 24 日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
“我应出兵一部沿桂南、滇南前进，截听敌人白滇越路逃越之路，配合我滇地方武装和二野入滇部队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因陈赓兵团尚不能出发，且距离较远，可否由四野住百色附近部队抽调二个师立即出发，担任此项任务。”
同日，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复电军委，决定以第38军驻百色之第151师和驻思隆(今田东)之第114师经富宁、文山向老开(今河口)、靖边(今屏边)前进，截击国军；同时致电第38军首长，指出进击滇南的重要意义，要求第114、第151师全体指战员再鼓一把劲，完成这一光荣任务。25日，军委决定第38军第114、第151师的作战归陈赓指挥。同日，第四野战军决定该2师于26日或27日向河口以北迂回，并且在与第4兵团沟通电台联络之前，两师由第114师师长刘贤权、政委方国南统一指挥。26日，军委根据国军撤退情况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并告陈赓、郭天民:“敌廿六军和八军一部正准备集结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一五一师及一一四师应即由你们下令并指挥他们向老开、靖边前进，在他们与陈赓建立通讯联络并陈赓入滇后即归陈、郭指挥，以免时间上赶不及。”
28日，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南宁召开会议，就滇南战役及进军云南作出部署；以已穿上棉衣的第13军第37、第38师于1950年1月1日出动，经富宁、文山向开远、蒙自前进，第39师及第14军于3日后尾进，截击向越南逃跑之国军；第15军及兵团部于5日后直趋昆明。与此同时，边纵主力一部与卢汉起义部队一部也本命准备南下参加滇南战役。正在苏联访问的教员对滇南战役也极为关注。1949年12月29日，军委致电第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及陈赓等:“顷接毛主席来电：我军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早日退入越南。又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迅速进行争取工作，策动该敌起义，云云。望即分别转知前线，本此方针执行。”
据此，第二野战军命令边纵及卢汉部参战部队暂缓南进，待第38军等迁回部队到达河口之线后再行南下，配合作战。以后根据战况的发展，第13军第39师及第14军也北上昆明。这样，参加滇南战役的部队主要分三路：
第38军主力在边纵第1支队的配合下直插河口、屏边之线，封闭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第13军主力在边纵第4第10支队的配合下直奔开远、蒙自，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集团的空中通道；边纵西进部队、主力第2支队第4团、第9支队、独立第1团及卢汉起义部队4个团，集结于元江南北地区，准备实施机动作战，阻止国军西逃。
1949年12月27日和1950年1月1日，第38、第13军主力分别由百色、南宁发出，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隐蔽西进。1月11日，第114师进占边防重镇河口，16日攻占曼耗渡口，歼灭国军1个营，同日第151师攻占屏边。至此，解放军控制了蒙自以南的交通线，封闭了中越边境。与此同时，第13军第37师于15日到达蒙自以东，接着绕过戛龙国军第26军警戒部队，于16日晨攻占蒙自机场，歼灭国军第26军第193、第93师各1部1500余人，缴获飞机2架。第38师击溃了鸣鹫街之国军。
解放军进占河口和蒙自机场，堵死了汤尧集团逃往越南和空运的道路。汤尧急忙下令各军向元江以南撤退，第26 军即仓促南撤。17日下午，汤尧又命令第8兵团部及第8军于次日从建水、石屏地区向西撒退，经元江，墨江进入普洱、思茅地区，与李弥组织的反动武装会合、元江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唯一通道是元江城北的铁索桥。根据上述情况，陈赓决心将汤尧集团追歼于元江以东地区，并部署如下：以第37师及第38师一部为中路，除控制蒙自机场外，主力向建水、石屏追击；以第114、151师为左路，除以一部控制金平外，主力沿红河西进，迂回汤尧集团左翼；以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为右路，乘汽车进至峨山，然后向墨江前进，堵击逃跑之国军。
解放军各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于17日展开追歼作战。第37师于当日攻占个旧，歼灭国军第26军3000余人。彭佐熙率主力经蛮板南逃，第114师一部及第151师于17日至20日在蛮板地区又歼灭其3000余人。彭佐熙率残部3000余人逃往越南、缅甸。与此同时，第 37 师由东向西，第114师主力由南向北，边纵和卢汉部由北向南，追歼汤尧第8兵团部及第8军。19日至20日，第114师主力在宜得地区歼灭国军第8军第237师一部，该师师长李彬普等 300余人在逃跑时跌入山谷。第8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田仲达鉴于逃跑无望，乃率2000余人在石屏西北地区向边纵投降。
21日，第37师在元江以东营盘山与第8军后尾接触。该师第109团第2营以1个连穿戴国军衣帽，乘乱直插营盘山隘口，控制了制高点，主力楔入国军队形中央，实施穿插分割，歼灭国军第8军教导师及第3师1700余人。此时，边纵也到达元江东岸的铁索桥附近，截击国军。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国军陷入混乱，其先期逃过铁索桥的第9军第170师害怕被追歼，将桥炸毁。同日下午，汤尧率其第8兵团部、第8军军部及第42师逃到元江东岸。为夺路逃生，当晚抢修铁索桥，被第37师一部粉碎。汤尧见过江无望，乃率部沿元江东岸南逃。第37师与边纵一部即多路迂回追击，至23日将汤尧集团主力包围在红土坡、二塘地区。24 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经8小时激战，全歼第8兵团部及第8军残部，计击毙1500余人，俘6000余人，活捉汤尧及曹天戈。为继续追歼国军第170师等残部，不使逃行国外，第13军遵照陈赓关于“敌逃必追，追必到底”的指示，于28日以2个营和4个连分别从元江出发，在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向西、向南追击。向西追击的部队经8昼夜猛追，于2月4日在镇玩以西按板井追上第170师主力，迫该师师长孙进贤率部2400余人投降，向南追击的部队经普洱、思茅南，于2月19日在南峤(今勐遮) 迫上第170师残部，歼其500余人，其余逃往国外。解放军相继解放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和海)、打洛。至此，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陈赓率第4兵团部于2月20日进驻昆明，第14、第15军亦于2月中旬进驻滇西、滇东北地区，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滇南战役，自1949年12月27日开始至1950年2月19日止，历时50余天，解放军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越过了无数的山峦荒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开灭了国军 2.7万人，解放了滇南，滇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国军的空运计划和妄图建立滇南“反共基地”的梦想。
滇南战役的成功主要经验有三：
第一，在实施远距离迂回追击时，作战行动保持了秘密和突然性。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接受任务后，快速隐蔽西进，昼夜兼程，前进900余公里，对国军迅即形成包围。1950年1月15日，第37师出现于蒙自机场时，国军尚在睡梦之中。解放军隐蔽、突然的作战行动，使国军仓促应战，不知所措，从而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贯彻了“穷追猛打、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的战术思想，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此次作战中，国军丧失斗志，只求逃跑，无心恋战，并且行动迟缓，各部队不能互相协同。解放军各部队则抓住国军的弱点，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穷追猛打，使国军难以喘息。在追击中，各级指挥员发挥主动生、积极性，机断专行，不姑息部队疲劳，敢于以少胜多，不怕远离主力，敢于大胆向国军纵深楔入，正由于此，解放军始教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第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在此次追歼作战中，解放军除以军事手段给国军以沉重打击外，还不失时机地对其进行政治瓦解，争取了国军第8军第3、第170师投降，从而缩短了战斗时间并减少了伤亡。
曾参加西南大追歼老将军告诉我:为了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我党在进行滇南战役的同时，又进行了西昌战役。
西昌位于西康省的东南部，是川滇的交通要冲，周围地区为高山峻岭，并由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环绕，战略地位重要。早在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之时，老蒋就命令胡宗南将其第1军第1师第2团于1949年12月1日由汉中空运西昌，归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指挥，加强防御。成都战役后，国军第127、第124、第69、第38、第27、第3、第2军等残部，纷纷撤向西昌南北地区，使国军在西昌地区的兵力达到3.5万人。为坚持西昌，逃到海南岛的胡宗南于1949年12月28日奉老蒋之命飞返西昌，企图把西昌地区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胡宗南遂以第127军第310 师残部守康定，以第27军第135师残部守泸定，以第335师第1004 团及 69 军残部守富林(今汉源)，以第124军残部及第2军第76师守会理，阻止解放军进入西昌地区。为此，西南军区(1950年2月22日成立)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于3月3日决定以第14、第15、第62军各1部，配属滇桂黔边纵队一部，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62军第184师由川西经富林、冕宁南下，以第15军第44师由巧家北上，南北夹击，于4月10日前攻占西昌。与此同时，为防止国军向西逃窜，第14军第119、第124团与滇桂黔边纵队第7支队之第34、第35团由禄丰、宾川北上堵击。
3月12日，第62军第184师由温江出发，23日攻占富林，次日强渡大渡河，追击由富林南逃的国民党细分成军第335师。第186师第556团19 日奉命西进，至24日连克泸定、康定，歼灭国军第127军残部和第310师各一部。与此同时，第15军第44师于12日由曲靖出发,在巧家、会理以南之隆街渡过金沙江，23日攻占会理、宁南，25日攻占德昌，歼灭国军第124、第2、第27军残部各一部。第14军的2个团与边纵的2个团，亦于20日由禄丰、宾川出发北上。胡宗南部处于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4师550团部分战鉴于情势危急，胡宗南向老蒋频频发电，请求对策。25日，老蒋致电胡宗南:“如西昌不能不放弃，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行游击作战，继续与匪斗争，否则弟离部后，何人可代为领导，速告知。”次日，胡告蒋:“为简化机构，减少目标，便于机动起见，遵于此间留置简单机构，由参谋长罗列负责领导，职率非战斗人员，拟于本月二十六日飞琼转台。”这样，胡宗南把挑子撂给罗列，于27日晨与贺国光等乘飞机逃跑。
胡宗南的飞机刚刚起飞，解放军第44师即于27日5时攻占西昌，守军一部被歼，大部逃窜。28日，西南军区命令各参战部队切实查明国军的溃散情况，适时追歼，同时命令位于滇东北的第15军第43师派兵一部，出巧家津及雷波配合作战。各部据此立即展开追剿作战。
第62军第184师于28日进占冕宁后，南下泸沽，于4月1日在喜德之甘相营、鸡窑沟地区全歼国军第1军第2团残部及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第69军、第335师等残部走投无路，向越隽(今越西)小相岭附近逃跑。解放军第184师跟踪追击，至4月5日歼其4000余人。在解放军沉重打击下，国军地方武装纷纷缴械投降。第14军和边纵的4个团于4月1日解放盐边、盐源，北上配合作战。此时，国军第124军、第2军第76师残部2000余人乘隙南渡金沙江，向滇西逃窜。第14军遂以第119团第1营实施追击，同时组织多路堵剿。该营经过7天8夜的连续穷追，至4月13日在盐丰西北之平川街及邓川以东之姜营街全歼逃跑之国军。至此，西昌战役结束，解放军经过1个多月作战，共歼灭国军1万余人，其余溃散。
在2个多月的进军西南作战中，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先后歼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和游杂武装共90万人，解放了川、黔、滇、康4省，粉碎了老蒋妄图把西南作为其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