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会带来哪些改变呢（三孩生育政策来了，能带来哪些改变）
三孩政策会带来哪些改变呢（三孩生育政策来了，能带来哪些改变）
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对促进中国低生育率回升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理由如下：
一是现在无论采取怎样宽松的生育政策以及实施如何积极的配套支持措施，低生育率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寄望于现在的所有努力能够促使生育率回升，希望可能多会落空。人类总是希冀未来的社会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在人口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事后发现并非如此。例如，人们在对未来人口发展进行预测时总是普遍假设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逐渐下降至更替水平附近，而低生育率国家逐渐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这种美好愿望在联合国历次人口预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国人口规划中也多有体现。但我们事后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走势并没有像人口预测那样出现向更替水平回归的趋势，而是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低生育率水平上。
二是如今的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原因是现在受制于生育政策限制的出生人数很少，现时的低生育率是内生型的而不是外生型的，如果说20世纪生育政策对生育率还有很大影响力或者抑制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力很小，尤其是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后更是如此。因为现在想生育四孩或以上的人群极少，尽管现在实施的是三孩生育政策，但由于中央明文规定取消生育处罚措施，因而限制性生育政策事实上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当下实行的是名义上的三孩生育政策，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由”生育。
三是中国人口负增长或将比预计的更早到来。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2021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千万，人口负增长最早2021年到来，最迟2025年到来。
回顾近40年来的国家人口发展计划/规划，我们可以发现：
一是 二是
以往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存在严重的系统性偏差，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下降，80年代在略高于更替水平上徘徊波动，90年代初下降至更替水平后，并没有停滞下来，而是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并早已达到超低水平，中国妇女生育率转变过程超乎学界与社会的预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0，而且这是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情况下出现的。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得到的2000年与201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备受质疑，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202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0，对其可靠性的质疑之声大大减弱。
人口一旦停止增长，并转入负增长，其负增长速度将不断加快。原因有二：
第一 第二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持续30年，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大城市的情况看，未来将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四是三孩生育政策会促进三孩出生人数与三孩生育率的轻微回升，但三孩生育政策的最大效应可能在于对那些一孩夫妇形成心理上的更大压力，迫使其中的部分一孩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因而可能会促使二孩生育率的轻微回升。
而对于那些不想生孩子或者只想生育一至两个孩子的妇女而言，三孩生育政策对这些妇女而言是无效的。
事实上，这种内在的低生育意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也不是通过外在的减轻经济负担与照料压力、增加教育资源配置等配套支持措施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现在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主要集中于外在的生育友好环境的塑造，而很少关注到少生优育甚至不婚不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内化行为，甚至演变成一种“类宗教信仰”。这也是西方国家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所在。不要认为采取经济刺激、帮助照料与子女教育等就能唤起人们的生育热情。
此外，中国生育文化嬗变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矫枉过正的现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与“损己利人”生育学说相契合，因而深入人心，要彻底纠正既往的计划生育的思维逻辑与历史羁绊需要时日。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姗姗来迟与对人口认识上的严重滞后。比如，借口人口数量巨大及其对资源环境压力等，漠视30年低生育率现实，还是不愿意一次性地取消对生育的限制，并努力寻找种种理由，就是最好的明证。殊不知，在低生育率条件下，对人口数量控制越严，对人口结构合理性的破坏就越大，那种“既要控制人口数量，又要改善人口结构”的说法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