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回坊：长安丝绸之路起源地的活化石
西安回坊：长安丝绸之路起源地的活化石
西安回坊：长安丝绸之路起源地的活化石
文／李引进
摘要：在中国西安古城西北的一隅，西起西安西大街桥梓口，东至广济街，因此处聚居着约30万回族同胞，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为“回坊”。它以浓郁的穆斯林文化和氛围，为古城构筑了一道旖旎的风景线。本文通过对西安“回坊”共同体的形成及文化汇聚，探索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多民族共融背景下，其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追寻其作为丝绸之路起源地活化石的历史价值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 回坊 丝绸之路 文化 活化石
“坊”源于唐代，是唐时的一种区域划分，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容纳了大量从西亚、中亚迁入的古波斯人和粟特人。随着大量这些移民的涌入，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为了宗教活动和生活的方便，古波斯人和粟特人依清真寺而居，这种布局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每座清真寺都形成一个“坊”。而“坊上人”是西安地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同胞的一种亲切的称谓，也称“回坊”。
在西安“回坊”的历史性和共时性交织的庞大概念地图上，关于西安“回坊”的概念旅行、历史互文、文化角力，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纵观西安回坊回族形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回“坊”源于唐代，是唐时的一种区域划分，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容纳了大量从西亚、中亚迁入的古波斯人，粟特人，多数是被阿拉伯人灭国后逃亡至此，也有攻占了西亚中亚后来大唐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以及被唐打败归降的其他少数民族。唐太宗后设羁縻府州管理归降的部落和小国，设回“坊”收容逃亡的古波斯人，粟特人和阿拉伯人。有专家认为，要研究西安回坊回民的由来，绕不开波斯人这个话题。从回坊回民日常用的波斯语中，可以见得其波斯文化背景。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来中国，唐朝与波斯的关系与阿拉伯相比更为密切，其原因从地理上讲，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国。今天回族经堂语中许多词汇仍旧沿用波斯语的表述习惯，也证明了当时及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来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西安回族方言是以汉民族语言的关中方言为主体，吸收了其它民族语言和外来语，汇聚凝结而成的一种特殊方言，主要通用于西安地区回族内部。回族是以汉语为共同语言的，西安回族方言之所以为关中方言的一个特殊分支，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西安回族特色，语言中保留着回族形成初期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大量词汇，还有一些维吾尔语、古代白话等词汇、构词，语音方面也有别于关中方言。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回族方言的形成既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也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同时更是作为丝绸之路起源地的长安，其文化繁荣，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标志。在多民族共融背景下，作为丝绸之路起源地活化石的西安“回坊”，从历史风貌、民族共融等多元角度呈现出特定的历史价值及文化意义。
一、历史沿袭和语言变迁
面对“回坊”现象置身于历史语境的多元生态，其催生出的民族文化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显得意义重大。首先，是概念起源的历史维度问题。长安穆斯林自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始传于阿拉伯半岛，之后很快就传到了中国。在《旧唐书》卷四中便载有哈里发鄂斯曼派来的第一个使节，于公元651年8月25日在长安朝见唐高宗李治的史事。由于中阿之间在伊斯兰教始传的500年以前就有海陆交通，所以，民间的交往比《旧唐书》的记载更早。据《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记载，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东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由此可见，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国的交往十分频繁，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并不少。
面对多维度的概念产生，西安“回坊”显示出的除了时间维度的可靠性之外，还有生产维度的主体性。叙利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卡米勒尔•雅德博士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指出，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哈里发请授，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组成的军队，在突厥人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王位，中国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与之相吻合的民间传说，有“回回巴巴”（爷爷），汉民娜娜（奶奶）”的说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汉通婚。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有些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唐朝政府还设置了互市监，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征收关税。由于能在长安安居乐业，所以“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可见，从唐代开始，便有了穆斯林与汉族通婚的现象。也正是在多民族通婚的背景下，西安“回坊”的发展趋势向着另一个维度进一步迈进。
回语的形成，正是回族在民族大融合及其文化生活的写照，不可否认的是，“回语”作为“活化石”的共同语是一个颇具研究意义的领域。回族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早已形成了自己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回语。而西安回族方言又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其以陕西关中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和外来语，并且通过自造语汇，汇聚凝结而成的一种特殊的方言，主要在西安回坊回族内部进行交流。例如：“号儿瓦尼劳叨，伊纳儿行匪！”如若不是西安本地回族就很难听懂这句话。其实，这是家长教育或斥责儿童时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小家伙真调皮，光要淘气！”这句方言的词汇来源很复杂，其中“号儿瓦尼”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动物”、“野兽”，多用以斥骂为非作歹之辈，这里引申为带有责备性质的爱称“小家伙”；“劳叨”是波斯语，意为“调皮”；“伊纳儿”则是维吾尔语，“偏要、光”的意思；“行匪”是古汉语词汇，本意是“干不该干的事”，这里指“淘气。
现在，西安回坊回民的一部分由宗教词汇逐渐转为日常用语，属经堂语部分。如：乃玛孜（礼拜），阿訇（教长、经堂教师），阿卜代斯（小净），呼实（满意），迭乌（魔鬼），古拿哈（罪过）等。这些语言，一部分是波斯人当时留下的口语词汇，由长安穆斯林长期因袭下来。如：别麻儿（病），若也（脸），尔失经（反复无常），爷切（一个），森（打旽、微睡），朵斯梯（朋友），堵失蛮（敌人），提子（屁），干代（臭），斜陕比（星期二），阿不（水），多灾海（地狱），舒迷（倒霉），胡夫坦（宵礼），扎嘟（诅咒、说话），都闪比（星期一），攀闪比（星期四），坂德（穆斯林自称）等。
经堂语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用语的总称。有关专家考证，明代以后，经堂教育在陕西开始兴起，阿訇们所用以教学的经堂语一般为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汉语音译，后用汉语语汇意译波斯语或阿拉伯语，亦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语（即“小经儿”），同时不断吸收和改造中国儒、道、佛各教经典用语及民间用语，赋予伊斯兰教含义，作为新的经堂语。在此所列的就是这种非阿拉伯语也非波斯语的经堂语。如：托靠（含有“依靠”之意，一般只限于对真主使用），教门（指教义、教规，专指伊斯兰教），搭救（多指亲属纪念其归真的亡人），知感（含有“知恩感激”之意，仅限于对真主表示），承领（含有“承认、接纳”之意，仅限于对真主而言），显迹（有“显示出的奇迹”之意，仅限于对真主而言），举意（指从事某项宗教活动开始时用特定的句子表达心愿，祈求真主接受），襄助（有“帮助”之意，专指对真主的祈求），大能（有“无所不能”之意，专指对真主的描述或赞美），穿衣（专指满拉升为阿訇的毕业仪式，因为满拉要穿特制的衣袍而得名），入土（专指宗教仪式埋葬亡人），恩典（一般专对真主使用），口唤（去世，意思指奉真主的召唤而去了），回赐（有“赐福”之意，专指对真主而言），开经（指在宗教仪礼活动中诵读《古兰经》），下刀（按宗教礼仪执刀宰牲），打整亡人（按宗教礼仪为亡人履行一系列手续），为主的（即“真主”），慈悯（专指真主赐予的意思）等。
再看部分同位词组，由音译加上意译组合而成。如：安岱戈一点儿（一点儿，波斯语＋汉译意），仇人都失蛮（仇人，汉译意＋波斯语）等。早在1936年就有人指出：“东方之中国回教，虽谓遵古未变，亦难免为习尚所牵，自为风气之处”。这里所谓的“自为风气之处”，是指伊斯兰习俗在中国内地经过演化而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回族习俗，而西安回族穆斯林则在习俗上更为奇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回族历史发展的波斯文化轨迹。至今保留在西安回族方言中的一部分词汇，既是阿语，同时又融入波斯语，如“哲瓦卜”（答复），“嘿俩夫”（矛盾、分歧），“夫路斯”（货币），“尔格立”（智慧），“贡窝梯”（力量），“索莱梯”（面容、形象），“迈格素德”（目的）等。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和直观的了解西安“回访”的历史沿袭和语言变迁。
二、新旧交替和文化变迁
西安“回坊”的诞生与衍变与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有关。西安回坊回族的来源是极其复杂的。初步考察，西安回族的来源及其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唐宋时期（主要是唐朝）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东来，西域各族人进入长安，并与汉族通婚，这时的回族先民无共同的语言，仅仅是侨居长安的各外族人的群体，这可以认为是西安城内本地回族来源的主体。二是元朝时，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一部分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长安，与唐宋时期居住下来的穆斯林互通婚姻，繁衍生息，这时的回族先民仍无一种共同的语言，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是各种不同民族和种族融合而成的穆斯林群体。三是明朝时，由于规定回族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所以回族人与汉族通婚，民族进一步融合，约在明代以后，在西安出生的回族子孙后代由于逐渐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便完全通用了汉语，并吸收了大量原来固有的外来词汇，逐渐形成了西安回坊回族共同的交际工具－－西安回族方言。元代时期的长安，回族内部虽通用阿语、波斯语，尽管人口数以万计，但毕竟少于汉族，要与汉族杂居交往，语言不通，必然给生活、生产交流带来许多不便。正象回族经济生活受汉族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一样，在文化生活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接受汉族的影响，要站住脚，谋求发展，学习汉族文化，适应汉族社会生活，对当时回族来说已是势在必行。回族是一个富有智慧善于学习的民族。回族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跟学习和吸收汉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只有这样，才能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元代就出现了众多享有盛誉的回族汉学家、书法家、国画家和诗人，如高克恭、赡思、萨都剌、伯笃鲁丁等。长安回族在初学汉语时，还不能精通地辨别词义，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自造词汇复式词前后语素颠倒等现象，如“该来”（应该），“任便”（随意），“路道”（道路），“求祈”（祈求）等，由于世代相传，已约定俗成，这些词汇至今仍在西安回族中使用。至此，西安的回族人才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正式出现了。其中大部分至今仍集居在西安城内。
上世纪的1948年，当时正在新疆回族中任总教长的爱国人士马良骏大阿訇在《考证回教历史》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大食国，传至中国，首先安居广东及长安两处，以后生齿日繁，散漫天下，遍及中国。”“于是可知我中国之回民，最古最早者，广东及长安诸地之回民。”从历史上看，广东的穆斯林大多是从海上来的，而西安回坊的穆斯林则大多是沿“丝绸之路”，骑着骆驼经中亚细亚、天山南路、河西走廊，从陆路上而来的。当时广东设有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长安有鸿胪馆，专门接待各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节。由于大唐的首都在长安，所以从海上来的穆斯林使节、商人，经广东后有的也要到长安去，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国际化城市。
当时的长安城内，“胡客有其田宅者，凡得四千人”，无田宅的还有许多。胡人之多，“藁街充斥”，而尤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最。阿拉伯人、波斯人及中亚人的“胡店”、“胡邸”、“波斯店”、“波斯肆”（这里的“波斯”也指阿拉伯人，因为都是从波斯湾而来）聚集在繁华的西市、东市。唐朝政府还设置了互市监，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征收关税。由于能在长安安居乐业，所以“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可见，从唐代开始，便有了穆斯林与汉族通婚的现象。
长安胡客多至四千余户，在安居乐业之时，他们必定要从事宗教活动，于是这时出现清真寺是必然的。现在位于西安回坊的化觉巷清真大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碑文所记建于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而西安回坊回族却口碑相传说最早的清真寺是在小学习巷，其次是在大学习巷，后来穆斯林多了，才建了化觉巷清真寺。由此可见，西安回坊回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唐代便开始了。现在几乎每年过尔德节，伊朗的驻华大使便要赶到西安，与西安穆斯林一块儿礼拜，因为他们认为西安的穆斯林是唐时波斯人的后裔（是什叶派），看来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西安回坊的小学习巷清真寺内，有一块《唐忠义王叶护记》的碑文，上面记道：“唐忠义王叶护者，回纥怀仁可汗之太子也，何以称叶护，西域方言谓太子为叶护也。考唐天宝末安史叛乱，……肃宗遣使征兵回纥，可汗先遣兵入援，及至德二载九月，复遣叶护将精骑四千驰至凤翔……前后夹击，斩首六万，贼众大溃，遂复西京。冬，十月，再奉广平王之约，遇贼于新店，……余党败走，东京亦复。……肃宗赐宴于宣政殿，褒封为忠义王。……叶护今其墓在长安城南五里许……”而在《资治通鉴》卷二二零和《旧唐书》中也记载有叶护援兵之事。至今在西安回坊回族中仍有叶姓人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由此可见，在这支援兵中，除了大食和西域其他将士之外，回纥兵占了较大的比例，而且也说明了叛乱平息后这些援兵留居长安的情况，这也就是在今天的西安回坊回族中还会有维吾尔语词汇的原因。
由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内部动荡不安，中亚各民族不断起义，这时许多穆斯林迁徙到中原各地，有的便在长安久居，这些也成为早期西安回坊回族先民的来源之一。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成为亚洲和欧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由此可见，西安“回坊”的形成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体，是由来自海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过某个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成的，不具备一般民族形成种族的单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种族、民族成份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种族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先后，这就构成了不同地区的回族在形成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因为其所衍生的位置——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它的衍生与变迁，是丝绸之路文化符号中的重要文本，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整合能力，勾画出东亚文明强盛之景。可以说丝绸之路创造了西安“回坊”这样一个新的文化域，西安“回坊”也是长安丝绸之路起源地的文化“活化石”。
（李引进，教授，历任电视台台长，建筑学院院长，传媒学院系主任等职务，现已退休。）
